法国思想家吉尔·德勒兹与费力克斯·伽塔里撰写于1970年代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I》（L'Anti-œdipe，Capti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后文简称《反俄狄浦斯》），与其说是一部针对20世纪法国精神分析学派进行批判的著作，不如说是一部关于当代资本金融化语境下的加速主义宣言。因为贯穿其中的“欲望”概念所指并非与主体人格特质有关，而是针对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之后资本逻辑演进模式的一种理论概括。这意味着：虽然德勒兹和伽塔里在其理论表达中，将欲望概念带入以精神分析为主导的思想史加以分析，但由于他们完全摒弃了拉康的“匮乏性”欲望，转而赋予欲望以“生产性”的内涵，因此决定了欲望逻辑成为对当代资本发展新趋势的准确描述。需要明确的是，这一趋向所指已不再是传统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甚至也不是马克思时代已经存在的、以生息资本为本质的金融资本，而是一种资本的金融化趋向，它是金融资本形态最为激进的、因而也是最为直接的呈现。在这一意义上，德勒兹、伽塔里的《反俄狄浦斯》不过是针对激进的资本形态而给出的一个描述性的分析和批判以及立足对这一独特资本形态的理解而对整个人类历史的重构。

如果我们关于“《反俄狄浦斯》作为一部资本的金融化语境下的加速主义宣言”的判断是合法的，那么蕴含在这一判断中的不仅是德勒兹、伽塔里对资本逻辑内在机制的独特阐释方案，更意味由“加速这一过程”［1］（P285）而引发的进一步追问：谁是加速的主体？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能存在两个答案：其一，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分裂的资本金融化趋向；其二，从事不同劳动方式的劳动者。如果我们立足经典的马克思批判理论视角，那么会将以上两个回答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答案，因为在马克思的思想语境中，一方面，他坚持劳动价值，明确指认资本逻辑的存在依赖于劳动，正如早在1846年马克思撰写《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时候对资本之诞生及其运行逻辑作出如下判断：“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2］（P28）；同时又指出，“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2］（P28）；“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2］（P29）。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与那些同样持有劳动价值论的国民经济学家之间又存在着根本差异：马克思全部的理论重心并不在于阐发资本逻辑的内在运行机制，而在于探寻劳动原则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与资本逻辑的对峙；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要为资本逻辑划定其可能使用的条件和范围，同时还要为扬弃资本逻辑找寻现实的主体，抑或主体性原则。于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等人那里可被全部纳入价值创造的劳动原则，在马克思这里却获得“二重性”的表达，即劳动不仅拥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分，而且劳动还同时是价值的创造者（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获得自身发展的持续动力）以及“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构筑了从内部爆破资本逻辑的全部可能性）。由此，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峙性关系得以形成。但如果我们根据德勒兹、伽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有关资本批判的逻辑路径进行推演可以发现，无论是资本的金融化趋势抑或不同的劳动形式，两者在根本上是一回事。换言之，在德勒兹、伽塔里看来，今天并不存在一个与资本逻辑相异质的、可以担当颠覆资本逻辑的劳动形态，这意味着，传统的马克思思想中固有的劳动原则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对峙，在德勒兹、伽塔里的资本批判中消失殆尽。相反，他们构筑的是一个无主体的批判路径，这一批判路径随后成为当代左翼思潮中着力于资本逻辑批判的一方所持有的基本立场。在当代左翼思潮中，被归入同一立场的还包括诸如大卫·哈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以及约瑟夫·福格尔等人。与之相应，以奈格里和哈特、拉扎拉托等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在对诸如非物质劳动形态的分析和批判中，保留了劳动原则对资本逻辑的颠覆性力量。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对德勒兹、伽塔里来说，他们并非要否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具体的劳动者及其劳动形式，只是对他们而言，不仅当下的劳动形式正在失去其原初的鲜活的具体性——例如，在人工智能日益发达的今天，人的劳动方式日益远离具体的劳动对象，以程序员为代表的工作方式作为当下劳动方式的典型形态，即意味着一个产品从观念的构思到在现实中被生产的全过程，对劳动者而言都不过是一串串代码和数字——而且归根结底，劳动是一种被资本逻辑设定的人所特有的活动方式。因此，所有的劳动及其存在方式不仅从形式上从属于特定资本形态的规定，在实质上也同时从属于资本逻辑。两种从属形式在资本的金融化趋向下获得了最激进的表达方式：就劳动的形式从属性而言，有怎样的资本增殖方式就有怎样的劳动的形式，例如，随着数字资本对传统产业资本的替代，写字楼中坐在电脑旁敲击键盘的人的工作方式，正在替代工厂中站在机器流水线旁的人的工作方式。就劳动的实质性从属而言，由于劳动者被卷入包括股票、房贷、保险以及各色金融衍生品的投注之中，从而劳动不仅被价值化，还已然被金融化，这意味着，劳动者在劳动中不仅出卖了“当下的”劳动，还同时出卖了“未来的”劳动。而后一种劳动形式在被买卖中并不试图以劳动者为载体，而仅仅是以劳动价值为所指，我们称之为“非主体化”的劳动形态。正是这一“非主体化”的劳动形态内嵌在了当代金融化的资本形态的自我演进逻辑结构之中。对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这一独特的内嵌性结构的分析，成为隐蔽在德勒兹、伽塔里《反俄狄浦斯》中对资本金融化趋向进行批判的一条草蛇灰线。

在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语境中，对资本与劳动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关系这一问题的探讨并非肇始于德勒兹、伽塔里。阿尔都塞在其晚期《相遇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中就曾强化了这一结构对于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重要意义，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筑了一个重要的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形成的理论模型，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源于作为金钱占有者的资产阶级与被剥夺了劳动的无产者之间的‘相遇’。”［3］（P197）但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与劳动在“相遇之前”和“相遇之后”的演化发展缺乏根本的关注。由此，阿尔都塞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及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相关研究纳入其有关“相遇的哲学”的多个系列之一，视其为“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的核心表达之一。这一思考路径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统御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并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甚至不过就是思想家在自己头脑中完成的一次神话般的叙事。曾参与阿尔都塞的《资本论》研讨班的巴里巴尔对此有更直接的表述。巴里巴尔曾部分地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十四章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讨论中对资本与劳动相遇的相关讨论，以佐证其相遇哲学的理论旨归：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占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5］（P821-822）。

基于马克思的这一讨论，巴里巴尔明确指出：

此处所给出的是一个神话（mythe）：马克思运用这一神话所试图表明的是那些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因此，在对“原始积累”的研究中（这个名字被保留，但现在指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它既是一段历史（une histoire），也是一个史前史（d'une préhistoire）。在这一历史中：人们发现，资产阶级的原始资本理论只是一个神话，一个回溯性的建构，非常准确地说，是一个以“占有法则”（loi d'appropriation）表达的、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当前结构而做出的一种投射。因此，很明显，这一占有法则中的“记忆”纯粹是虚构的：它以过去的形式表达了当前的情况，而这种情况的真实的过去具有另一种形式，它完全不同于此处给出的说明，需要我们给予分析［4］（P526）。

在此，阿尔都塞与巴里巴尔对马克思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其自身哲学的批评。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诞生之叙事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神话，只是因为阿尔都塞将这一缘起阐释为“偶然相遇”，不能倒因为果地去思考这一问题。相反，如果我们回到马克思在“原始积累”一章的具体叙事之中就会发现，马克思除去运用一些诸如“工业骑士”以及“羊吃人”的寓言故事来比喻原始积累中资本对劳动的残酷掠夺之外，全部的论述都建基于大量的历史事实。这些史料之具体，以至于马克思特别强调，所谓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完全不同的实施方式，不可一概而论：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做例子［5］（P823）。

因此，关于资本与劳动的相遇，并非是马克思头脑中编造的神话，它建基于整个15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全部历史事实。至于资本的所有者与劳动者结合以后所开启的资本逻辑的展开和发展的历史，则较为充分地展现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中。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将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研究放到《资本论》第1卷的最后一部分来讨论，实际上向我们彰显了马克思对资本逻辑之分析的两点重要推论：其一，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不仅仅出现在资本逻辑萌发之际，伴随着资本的自我演变，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阶段性爆发，资本的原始积累可能会在资本逻辑不断拓展自身疆域、实现无限增殖的过程中成为一个契机，不断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生；其二，资本逻辑并不具有绝对的开端，因为构筑资本的多个要素，如货币、商品、交换、消费等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到来之前都已然存在，而马克思用以分析资本原始积累的15世纪的英国，只不过是资本逻辑获得普泛性表达的一个特殊时期。

基于资本的原始积累而给出的关于资本逻辑的两个推断在马克思的经典文献中都未获得直接的指认，却近乎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向资本逻辑批判的一个共识。正是基于被普泛化的资本逻辑语境，德勒兹、伽塔里展开了其关于劳动原则的讨论。于是，对德勒兹、伽塔里来说，劳动与资本的相遇，不过是作为人类历史内在结构的资本的去领土化（déterritorialisté）过程的必然结果之一。因此，在德勒兹、伽塔里给出的关于资本逻辑的历史叙事中，劳动与资本的相遇就同时具有了可能性与不可能性。

首先，就劳动与资本的属性而言，两者的相遇本是不可能的。德勒兹、伽塔里用自己的语言重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十四章中的相关论述：

在《资本论》的核心处，马克思指出了两种“主要”要素的相遇：一方面是去领土化的劳动者，成为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则是被解码的货币，成为资本并能够买卖。［1］（P266）

所谓去领土化（déterritorialisté）的劳动者，即指那些脱离了其特定劳动形式的劳动者，也即马克思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所说的、以“羊吃人”的方式被驱赶进入工厂的劳动者，他们不能再以种田、牧羊作为自己的劳动方式。劳动形式的变化改变了劳动者原有的规定性，这种劳动者的“去规定性”，即德勒兹、伽塔里的“去领土化”，劳动者由此变成了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劳动者。在德勒兹、伽塔里的表述中，与劳动相遇的资本被称为“解码的货币”，一方面是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对德勒兹、伽塔里来说，两者不仅在表现形态上是不同的，而且两者得以形成的缘起也决然不同，“这种相遇可能并不会发生，自由的劳动者与货币—资本都只是‘潜在的’存在着”［1］（P266）。

更进一步说，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所展开的多重的解码与去领土化过程，在起源上都很不相同：对自由劳动者而言，它源起于私有化带来的土地的去领土化，分配带来的生产工具的解码化，家庭与共同体的解体带来消费方式的缺失，最终为了劳动自身的利润以及机器的利润而产生的劳动者的解码化。对资本而言，它起源于通过货币的抽象而带来的财富的去领土化，通过商业资本而带来的生产之流的解码化，以及通过金融资本和公共债务带来的国家的解码化，通过工业资本的形构带来的生产方式的解码化，等等［1］（P267）。

在此，德勒兹、伽塔里用其特有的理论术语重述了马克思对资本的原始积累所给出的说明：马克思意在表达的是，作为自由劳动者的形成过程与资本的形成过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进程。对自由劳动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土地可通过买卖从而成为私有财产，藉此，此前因血缘世袭而构筑的封建土地领主的统御被去领土化，即消解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包括生产工具的所有方式以及消费方式也都在这一去领土化中发生了改变。例如，由于家庭或共同体的解体，不再存在任何形式的共同活动方式，每一个劳动者都不得不依赖自身的劳动来换取相应的消费资料。由此带来的是一种具体的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与之相对的是资本的非人的发展历程，其中关涉的只是货币的诸多变形（即资本的金融化的诸多表现形式，等等）。严格说来，这一属人的逻辑（劳动者生活方式的变迁）与非人的逻辑（货币形态的变迁）如同两条平行线，在彼此不同的轨道上各自发展而来，它们的相遇只能是“潜在的”，并需要特定的条件才可能完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勒兹、伽塔里特别强调，被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与劳动的相遇，就其各自的历史演进而言，本是不能相遇的。但同时，对德勒兹、伽塔里来说，这一相遇在资本逻辑获得普遍展开之后，又具有了全然的可能性。

某种意义上说，德勒兹、伽塔里认为他们自己是阿尔都塞“相遇的哲学”的拥趸。因为在论及劳动与资本相遇之可能性之前，他们已将整个资本逻辑获得普泛化的历史趋势本身判定为一种偶然性。这表现在德勒兹、伽塔里借用历史学家之口提出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诞生的“李约瑟难题”：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劳动者与货币的去领土化，但为什么只有在欧洲，“新的生活诞生了，欲望获得了它新的名称”［1］（P265）？“为什么是欧洲，为什么不是中国？关于远洋航海，布罗代尔追问道：为什么不是中国抑或日本的船只，甚至是穆斯林的船只？为什么不是巴格达的水手辛巴达”［1］（P265）？德勒兹、伽塔里的回答是：“这不是一个技术的缺失，而是一个技术机器的缺失。”（Ce n'est pas la technique qui manque，la machine technique.）［1］（P265）换言之，这些地区和国家没有最终诞生一个资本逻辑获得普泛化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因为它们缺少“去领土化”的劳动者以及被“解码化”的货币，而是它们并不存在让两者最终相遇的机制（mécanique），这一机制在《反俄狄浦斯》中总是被视为一种“机器”（la machine）。技术机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机制，或者被称为社会机器，它会构筑全部社会发展情境，以促成诸多潜在的要素完成彼此的相遇。基于此，我们或可这样去理解德勒兹、伽塔里所谓的“只有偶然性的历史才是真正富有普遍性的历史”［1］（P265），即尽管萌发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要素得以“相遇”是偶然的，但孕育这一偶然性的社会情境——技术机器即社会机器，却在这一偶然性中获得了它存在的必然性。这一必然性的存在总会表现为诸如劳动与资本等多个原本分离的要素的相遇。

于是对德勒兹、伽塔里而言，劳动与资本，这一本不具有相遇可能性的异质性“潜在”，在特定技术机器作用之下，又有了可能获得其全部的可能性。这一独特的技术机器发挥的作用，正是将“全部的解码之流与去领土化之流进行合取（la conjonction）”。在此我们需要特别留意此处德勒兹、伽塔里使用的“合取（la conjonction）”概念，不仅其内涵所指可被理解为“相遇”，同时更重要的是，其词形与晚期阿尔都塞在构筑多元决定论（surdétermination）中所使用的conjoncture（“情势”）概念具有相似的构词［6］（P395）。从这一意义上说，德勒兹、伽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借助现象学的“被动综合”所讨论的“合取”概念，可被理解为一种特定情势下的相遇：这个特定的情势，在德勒兹、伽塔里的语境中即意味着资本逻辑的普泛化，用他们在《反俄狄浦斯》中的术语可表述为“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行。换言之，只有当资本逻辑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逻辑之后，原本属人的劳动原则与非人的资本才能真正实现融合为一的相遇。

对德勒兹、伽塔里而言，如果说作为欲望的资本逻辑是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结构，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行”？对此，德勒兹、伽塔里是这样表述的：

只有当资本直接占有生产，并且只有当资本投资抑或资本的买卖不过成为了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与劳动分工相对应的诸多特殊功能，资本主义才开始了，资本主义机器才运行起来。我们在此重新发现了生产的生产，记录的生产，以及消费的生产——但在这些解码之流的合取当中，资本成为了一个新的社会的平滑身体，而商业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在其原始的形式之下仅存在于古老社会集群的血管之中，在其中它们并没有改变此前的生产形式。［1］（P268）

换言之，只有当生产不仅是为了需要而且是为了价值增殖（资本逻辑）的时候，资本主义才真正开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才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发的那样，成为支配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的要素［7］（P40），生产的这一支配性被德勒兹表达为“生产的生产，记录的生产，以及消费的生产”［1］（P268）。

概言之，德勒兹、伽塔里在此用一整套完整的学术语言表述了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根本差异：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直存在着“商业的铭刻”“货币的铭刻”（也常被表述为金融资本，却还并不能构成所谓资本的金融化趋向），却还不能对生产构成主导。一方面，在商业和金融资本中还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抽象劳动，其中，劳动形式都还不得不在不同的行业里保持着自身的具体性；另一方面，商业与金融资本的运行模式都还保持着自身独特的具体性。于是，“商业从未停止它的持存的领土化过程，在价格便宜的地方买进，在价格高涨的地方卖出。在资本主义机器产生之前，商业资本抑或金融资本都只在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相结盟的关系当中存在着，它进入到一个新的联盟当中，其带有前资本主义状态的特性（在其中商业和银行的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们结盟了）”［1］（P269）。这意味着，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商业与金融的运行机制都不具有为资本增殖的自觉。商业模式中的“贱买贵卖”以及金融资本模式中的银行家，也总是需要与商业资本家抑或封建主结盟才能开启其资本运行机制。换言之，德勒兹、伽塔里在此将金融资本与1970年代以后资本的金融化趋向作出了区分。对金融资本的运行而言，银行家需要参与到其他各种资本形态的具体劳动形式当中，例如银行家自己变成了商人或工厂主，即德勒兹、伽塔里所谓的资本的“联姻”，由此金融资本才能得以展开。但在资本金融化的趋向中，金融资本家并不需要自身实际地参与到不同资本类型的具体劳动当中，它只需将资本投注到各个不同的领域，等待资本在领域中实现增殖，这一投注资本所实现的增殖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所谓的“生息资本”，而是其所谓的“虚拟资本”，它的运行不再依赖金融资本与其他不同行业之间的“联盟”即“联姻”（两个概念在法语中是同一个词，即alliance），而是变成了资本在不同行业中投注形成的自我增殖，即变成了一种血亲的繁衍：“简言之，当资本不再是姻亲的资本，而成为血缘的资本之时，资本主义机器才开始了。”［1］（P269）如何理解这一血缘的资本？德勒兹、伽塔里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将原价值与剩余价值比喻为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区分［1］（P269），这一比喻虽颇为形象，却未能凸显这一“血缘的资本”与“姻亲的资本”之间的本质区别。事实上，所谓“血缘的资本”意味着资本的强制增殖无需借助任何实物的生产、交换、消费为中介，资本仿佛拥有了自发自觉的增殖能力，例如在资本的金融化趋向中，占比日益增大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实现的价值增殖都是无需中介的。与之相对，“姻亲的资本”意指的则是包括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以及不得不依赖于产业资本增殖的货币资本，则都需要资本与实体经济“联姻”，并以其为中介展开资本增殖，资本增殖也总还需要借助资本之外的其他的物的生产和买卖才得以实现。换言之，在德勒兹、伽塔里看来，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机器的资本逻辑只能是已经进入资本金融化趋向之后的资本。与其对应的真正的现实正是德勒兹、伽塔里写作《反俄狄浦斯》的1970年代以后的欧洲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两位思想家而言，他们所要批判的资本逻辑在此之后才真正获得了它最激进的、因此也是最直接的表达。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与劳动得以相遇的全部可能性只能存在于这一激进的资本逻辑的展开之中？在德勒兹、伽塔里的论述中，我们可概括如下原因：

其一，这种激进化的资本逻辑被展现为一种微分关系：我们不再存在于一个定量（quantum）抑或变量（quantitas）的领域当中，而是存在于作为合取的微分关系的领域当中。后者将这种内在社会场域特别界定为资本主义，并赋予抽象以其实际的具体价值和实现的倾向，抽象从未停止是其所是的样态，但它却不再作为一种各自独立的要素构筑的可变关系在简单的量化中的显现，而是将独立性、诸多要素的质性规定与诸多关系的量性规定置于自身之上。抽象将自身放入一个更复杂的关系中，在其中，它将“作为”某种具体的事物自我展开。这正是微分关系Dy/Dx蕴含的意义，其中Dy源于劳动力，并构筑一个可变资本的上下波动，Dx则源于资本自身，并构筑了一个固定资本的上下波动［1］（P269-270）。

将资本逻辑表述为一种微分关系，意味着将所有非资本的质性的规定全部转变为一种量性的规定，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抽象性，它可以让“质性规定与诸多关系的量性规定”统一到自身之上。正如资本的金融化在其现实投注中所做的那样，同一个投资公司可以同时将资本投注到包括服装、餐饮、媒体以及旅游等多个不同的产业，这一投注在保留了各种产业的特质（质性规定）的同时，将它们还原为不同的资本量（量性规定）。

于是其二，在这一微分关系中，原初与资本异质的劳动失去了其属人的特质，它在资本的微分关系中成为变量中的一个。在其现实性上，劳动与资本成为货币的两种功能：一边是无能的交换价值的货币符号，与消费物以及使用价值相关的支付方式之流［1］（P271）；而在另一边，则是资本的强大的符号，金融之流，生产的微分系数体系，它们证明着预期力量的走向，抑或长远看来的演进方向，虽然不能马上被实现出来，却可以作为抽象的量化定律而发挥作用［1］（P271）。由此，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被转变为货币之流自身具有的两种功能：一方面，货币再现着一种在消费之流上存在的某种可能的截断—抽取（une coupure-prélèvement）；另一方面，货币再现着一种截断—离散（coupure-détachement）的可能性以及某种经济链条再链接的可能性。在后一意义上说，生产之流被归入资本的析取当中［1］（P271）。

在这谜一般的表达中，德勒兹、伽塔里试图说明的正是劳动被转变为劳动力，人变成人力资源，在其被量化规定之下，祛除了其特有的属人的质性规定，而劳动者的量化规定正是资本金融化展开的必然结果：在此，货币的“截断—抽取”功能意味着资本的投注（货币之流）进入具体的某一个商品形态之中，而货币的“截断—离散”则意味着资本在不同商品形态上的投注，劳动者存在的全部意义只是作为货币的“截断—抽取”功能的实现方式，即货币的消费之流，才有其存在的意义。正如在今天资本金融化的运行逻辑当中，任何人只有在变成资本投注的目标“客户”“用户”或“消费者”，才可能被资本的投资视为一个有效的存在（人抑或劳动者），否则即是不可计数的“非存在”。正是在劳动与货币共同成为“量性”的存在之际，他们的相遇才成为一种可能。

然而，劳动与资本这一相遇的最终结果却让劳动失去了其全部对抗资本的潜能。德勒兹、伽塔里对此洞若观火：

商业资本的经济力量之流与被嘲弄地命名为“购买力”的流，真正的无能（impuissanté）的流表征着工薪族的绝对的无能，这些工薪族依赖于工业资本家而存在。只有货币与市场才是资本主义真正的警察。［1］（P284）

换言之，德勒兹、伽塔里建基于资本金融化的社会现实彰显出的是劳动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内嵌性结构，这一结构让劳动失去了对抗资本逻辑的全部可能性。《反俄狄浦斯》虽被学界视为德勒兹、伽塔里微观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文献，但资本与劳动的这一内嵌性结构彰显出的却不过是对当代资本逻辑的一种肯定性描述。建基于这一肯定性的描述，德勒兹、伽塔里最终将扬弃这一逻辑的唯一路径仅仅设定为加速既有的资本逻辑的展开过程，促使其获得更充分的表达。由此构成的对资本逻辑的颠覆性策略，相对于马克思原典中劳动与资本的内嵌性结构带来的“否定的肯定”的辩证扬弃而言，的确另辟蹊径，并在对当代资本形态的描述中更能有效地阐发资本金融化趋向的运行机制。但是，这种被肯定性逻辑统御的颠覆在何种意义上能够避免自身沦为当下资本逻辑的共谋，从而避免其本身彰显出的全部批判最终导向犬儒主义，是德勒兹、伽塔里在《反俄狄浦斯》全书中都未能给出回应的问题。